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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2024年4月党刊文稿汇编(23篇)》范文或素材主要为 常用文档 的公文写作提供样例。在此基础上略做修改,即可作为高质量应用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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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全球倡议”的传统文化意蕴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重要判断,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未来何去何从,求发展还是步入衰落,求和平还是陷入对抗,文明交流互鉴还是封闭排外?上述议题事关人类前途命运,如果一味奉行西方中心主义和利益至上,那么世界的未来和人类的命运将充满不确定性。从这个角度讲,富含道德伦理的中华文明可以为解决当今全球性问题提供东方智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聚焦发展、安全、文明等事关人类前途命运领域提出的重大创举,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包容性等特质,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新范式。
践行协和万邦的亲仁善邻之道
协和万邦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及在国家关系层面的处世之道。从内涵来看,“协”有协力合作,也有调和、和谐之意。“和”的历史悠久,本义是一种乐器,原指音律的协调。后来,“和”逐渐演变为和平、和谐,指事物或不同主体之间在关系层面的内在协调状态。《尚书·尧典》展现了其具体的图景和目标:“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在原始农业社会,邦国林立,先民们在长期的生存生产斗争中体会到以和为贵的重要性。对内,以亲九族,对外,协和万邦,最终目标是为了各氏族的民众能够安居乐业。协和万邦既展示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实践经验,又体现了胸怀天下的整体思维。
协和万邦、以和为贵、胸怀天下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具有鲜明的时代观照。“和”是大前提,在和平的背景下,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天下”)才会有更长远的发展、更稳固的安全、更多元的文明。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中国古代人关心于整个人类之大群全体,而不为一部一族所私有……因此他们常有一个“天下观念”超乎国家观念之上。比如,“四海之内皆兄弟”等表达。可以说,“和”与胸怀天下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追求。从发展观角度来看,古时要实现“天下大同”,现代要“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从安全观来看,古时认为“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现代强调“世界安危与共”“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从文明观来看,古时要消解“华夷之辨”以达“天下文明”,现代则愿“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中华文明为当今全球性危机的解决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东方智慧。发展、安全和文明议题是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议题,应该各国合作,但是有些西方国家却坚持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事实证明,拉小集团、搞小圈子等基于权力和利益的对抗性思维导致国际社会乱象丛生、冲突不断。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一贯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和平理念,着眼大局,针对“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重大议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23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将落实“三大全球倡议”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科学体系的战略引领。
提倡和而不同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和”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和而不同则是重礼与卑同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辩证性。“和”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为了求“和”而没有底线地退让,也不会获得真正的“和”,甚至陷入欲要“和”而不得的困境。因此,除了“和”,还有“礼”。“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就是原则,因此,“和”是有原则的“和”,而不是无条件的“和”。中华民族不会同意牺牲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和”。从这个角度讲,“礼”是“和”的约束条件。除了重“礼”,中华文明还有着鲜明的尚和卑同的特点。在孔子眼中,和而不同、同而不和甚至成为君子与小人的区分标准,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这里,“和”具有综合会通之意,“同”则是单一附和的意思。只有不断综合会通才能和谐发展,一味附和只会衰落死亡。因此,和而不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有“礼”加持的“和”远远胜于一味附和的“同”。
和而不同体现了中华文明对差异性的包容精神。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重振2030年议程,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阶段、社会制度、经济状况等各方面的差异,各国之间及内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需求各异。因此,在具体路径上,全球发展倡议提出“六个坚持”,其中第五个为“坚持普惠包容”,通过不同方式着力解决上述特殊需求以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体现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尊重与包容。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指出“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展现了中国重视差异性以及在处理同异问题时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
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和而不同,与执两用中的思维有密切关系。“中”就是不偏不倚,把握两边,但是要“用中”,不搞绝对化。近代以来,西方工业化发展迅速,走在了世界前列,致力于推行其“普遍适用”的发展模式与价值理念。无论是奉行“西方中心主义”还是强制推行“普适性”,都是文明层面的垄断,是绝对化和霸权的体现,也是全球治理难题的症结所在。全球发展倡议主张“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全球安全倡议呼吁“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等,展现了和而不同理念和执两用中实践的包容精神,是东方智慧的生动表达。
秉持天人合一 发展和合共生理念
天人合一的意蕴非常丰富。道家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强调天地万物有机联系,和谐共生。儒家则从实体和境界两方面展开论述。从实体层面讲,“天”和“人”指自然界与人类的关系,人与大自然保持和谐统一,指的是人对大自然的顺应。从境界层面看,天人合一还体现为对“天道”的敬畏和遵循,“合一”的中心是“顺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本然的法则和状态。此外,“合一”还要“疾敬德”,即快速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水平,然后在道德约束下,行事有边界。正如孔子所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不逾矩”才能“从心所欲”。又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人之道也。”天道变化,四季变更,应时而动,没有差错,这就是诚。从这个角度讲,天人合一有“天人合德”之意,即“人”与“天”在德行上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在儒家看来,个体与类之间从来就不曾有隔膜。按照个体与类的同构关系,如果放大来看,“从心所欲不逾矩”就不仅指个人的最高人格境界,还应被视作一种人类社会发展所达到的理想状态。从这个角度讲,天人合一的共生关系包含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等不同维度的主体。全球发展倡议在“六个坚持”中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安全倡议提出“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其核心是共同安全的理念。全球文明倡议呼吁努力开创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展现了多元文明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三大全球倡议”维护共生关系,为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科学体系,从政治、安全、经济、文明、生态五个层面提出了努力目标,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三大全球倡议”作为这一体系的战略引领和三大支柱,吸收借鉴中华文明的优秀理念,在发展、安全、文明议题上为维护共生关系提出了战略规划和实践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一方面重视人的精神力量,强调保持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循变应时;另一方面讲诚重德,认为行事有边界,应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二者结合保证了中国不会盲目自大,更不会奉行异化了的人类中心主义去主宰万物,而是致力于维护不同主体间的和谐共生关系。比如,全球发展倡议提出完善全球环境治理,关注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国际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强调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实现全球安全之治注入可持续的共生理念;全球文明倡议以“姹紫嫣红”“生机盎然”来描述“文明百花园”,生动展现了文明共生的美好画卷。
以人民为中心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民本思想历史悠久,约产生于夏商周三代,发展于春秋战国,完成于秦汉之后,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这一思想深刻而持久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性格,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民本思想的经典表述。“民”是国家的根本,得民心者得天下。“知人安民”“民贵君轻”成为明君治国之道。
以人为本思想有古代的“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理念,也有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表达,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需要指出的是,古代的民本思想有其局限性,是统治阶级基于实践作出的经验总结,目的是“治民”,本质是将“民”视为工具以维护自身统治,而非真正的以人民为中心。对此需要批判地继承,既要肯定其安民、惠民等重视民生需求的积极性,也要看到其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将人民视为工具的局限性。与古代民本思想相比,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重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的角度强调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古代民本思想的超越。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
以人民为中心展现了中国为解决全球挑战赋予的思想观照。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人类而不是国家、民族、种族、宗教、经济、政治等任一词汇作为共同体的限定词,是因为无论哪个词都代表着不同群体的区隔,都可能会产生群体间的隔阂甚至冲突。只有“人类”一词超越了上述所有区隔,着眼于全人类的共同未来。需要强调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观点表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条件的,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民主体地位和个人权利的重视。基于此,“三大全球倡议”不仅聚焦宏观层面和全人类的未来,更着眼于每个人的感受。其中,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不断增强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全球安全倡议呼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
把握经济规律探索高质量发展西城路径
西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始终牢记“做‘白菜心’、不做‘白菜帮’”要求,以更广视野、更远眼光谋划核心区工作,注重把握经济运行内在规律,统筹好“四对关系”,努力探索减量发展背景下的首都功能核心区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持续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构建高频分析框架,平衡好“动”与“静”的关系
针对宏观经济运行分析调度存在“事后调度”“统计真空”等现象,西城区积极利用大数据监测分析手段,按照“宏观经济、微观调度、精准落实”的总体思路,从高频指标和统计指标两方面同时发力,努力提高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一方面,开展高频经济指标监测,聚焦“微指标、特指标、快指标”,找准苗头性、趋势性、前瞻性问题;另一方面,聚焦统计数据下探一级分解指标,有力提升经济运行调度质效。让“快半拍”的高频指标与“慢半拍”的统计数据相互补充,“动”“静”结合实现宏观经济精准调度。
坚持动态监测强预警。充分借鉴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运行监测的好经验、好做法,全面梳理经济运行监测指标,探索构建了涵盖菜百金价、增值税开票金额等12项具有区域特色的“微指标、特指标、快指标”监测体系,让高频指标预测“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成为及时研判经济运行苗头性问题、分析工作领域趋势性发展、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前瞻性布局的“侦察兵”。强化经济运行动态感知,有效助力跨周期政策设计,提升逆周期调节能力,促进各领域经济政策有效衔接,持续提升经济政策精准性,真正实现“经济冷暖、高频先知”。
坚持静态分析促落实。按照“地区生产总值—支撑指标—重点单位”三级调度框架,高位高频开展经济指标下探一级专题调度。通过开展近5年历史数据分析、月度数据分析、分批类指标研究、行业结构比较分析以及区级特色优势指标的比较分析,加强经济运行整体走势和重点领域发展态势分析研判,实现经济运行精准调度。
实施产业能级提升,协调好“稳”与“进”的关系
202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稳是主调,是大局;进是方向,是目标。没有发展、没有进,就不会真正实现稳。西城经济体系中金融业占据半壁江山,是稳经济的压舱石。近年来,西城区经济对金融业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为不断激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西城区提出加快经济结构向“4+N”方向转变,在不断优化金融业内部结构的同时,注重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等新质生产力,“北有金融街、南有数据街、中有北交所”的新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坚持固本强基,持续巩固主导产业发展优势。金融街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集聚了各类金融机构1900余家,以全市0.02%的面积贡献了全市近40%的金融业增加值和65%的金融业三级税收。为进一步夯实优势产业的发展根基,西城区加快优化金融业内部结构,通过打造以北京证券交易所为核心的金融生态圈,建设国际一流的金融科技示范区,构筑资产管理新高地,不断伸展产业发展“枝叶”。紧扣金融机构发展需求,升级“金服十条”“金科十条”2.0版,在1.0版基础上全方位优化政策供给。首发“服务北京证券交易所十条”,助推北京证券交易所直接IPO等创新政策落地。制定加快推进金融街资产管理高地建设意见,头部资产管理机构聚集、产业生态良好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在金融街正在加快形成。
坚持守正创新,积极探索数字经济发展新路径。西城区坚持把数字经济作为赢得未来的重要战略安排,加速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优化布局。充分发挥国家数据局、三大运营商所在地优势,以优势资源、龙头企业为依托,研究出台支持数据要素产业发展专项政策,着力打造“马连道·茶·中国数据街”,组建包含央企、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等超过20家单位的数据街合作发展联盟,与中国电子等6家领军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广泛汇聚数据要素机制创新合力,探索以数据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支持市场主体发展,统筹好“内”与“外”的关系
支持市场主体发展,既要“内培”,也要“外引”。“内培”是向内挖潜、整合资源,推动“有中生新”,巩固壮大现有优质企业。“外引”是目光向外、招大引强,加快吸引外国外埠优质企业来区发展。通过打好“内培”与“外引”的组合拳,一手抓内部培育,一手抓外部引进,两手抓、两促进,不断优化调整区域经济生态大气候。
坚持固巢养凤,“内培”挖潜蓄活力。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和突破口,聚焦顶层设计,以“1+5+N”集成式产业政策为统领,出台“产业十条”“重点企业十条”等惠企政策,每年保持20亿元资金规模的投入力度,持续丰富政策补贴、引导基金、股权直投等多种投入形式,开发上线“惠企政策计算器”等智能化小工具,让驻区企业更有获得感。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坚持让中小企业茁壮成长,给足“阳光雨露”。发布支持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动中小微企业担保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2.0版落地,研究出台鼓励和促进创新型中小企业登陆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专项支持政策,全区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企业全部纳入北京证券交易所拟上市企业资源储备,全力帮助更多企业“在大树下乘凉”。动用一切可用资源为企业纾难解困,切实把驻区企业关心好、培育好、扶持好,促“存量”生“增量”,形成生机盎然的“产业林”。
坚持筑巢引凤,“外引”拓源聚潜力。全面推进投资促进工作,主动求变,变“坐商”为“行商”,变“等商”为“招商”。出台“市场化投促十条”,开启“政府+服务机构”招商新时代。按照区域发展方向,开展“线上+线下”“市内+外埠”一体化政策推介活动,策划《小颖话营商》品牌节目实景拍摄系列政策推介视频。点对点向企业推送惠企政策短信,强化从“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政策找企”“政策敲门”转变。推出“投资西城”线上一站式服务平台,全区由内向外“一盘棋”的工作潜力进一步释放。开展“走出去”招商活动,赴瑞士、奥地利等地开展交流合作,设立香港、长三角等地区招商联络站点,组织赴外埠面向企业开展推介活动,实现投资促进效能全面提升,年度引入企业超过200家、注册资本超千亿元,引进优质外向型企业及项目百余个。通过着力引龙头、聚配套、建生态,把优质企业引进来、留下来、发展好,让“流量”变“留量”,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推动楼宇经济提质增效,处理好“田”与“苗”的关系
西城区坚持控增量和疏存量相结合,坚持内部功能重组和向外疏解转移两手抓,大力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西城区的楼宇经济是向“疏解”要资源的发展,是向“存量”要空间的发展,是向“低效”要效益的发展。通过大力发展楼宇经济,处理好“田”与“苗”的关系,向“寸土”要“寸金”,区域逐步实现从“楼宇遍地”到“楼宇高地”的转变。
坚持品质为要。大力推动低效楼宇改造,扩展低效楼宇改造政策扶持范围,更加注重突出政府投资引导作用,完成29栋低效楼宇改造提升,撬动社会投资51.8亿元,释放优质产业空间62.9万平方米,切实激发了以产业功能为单元的空间统筹发展活力。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项目被国家发改委评选为“全国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典型案例。
坚持创新为先。充分发挥楼宇经济“驾驶舱”作用,对全区1090栋商用楼宇开展建筑面积、租金、周边配套等信息收集工作,实现楼宇数据实时共享,研发并推广使用“西城商务楼宇”小程序,支持企业“拎包入驻”,打破传统单栋楼独立宣介的小格局,形成区域楼宇群整体呈现的大格局,真正让数据活起来、用起来,通过楼宇服务品质的全面提升,真正将楼宇经济塑造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新模式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名片。
北京林下经济塑造生态新优势
林下经济是以开展复合经营为主要特征的生态友好型经济,包括林下种植、林下养殖、相关产品采集加工和森林景观利用。北京林下经济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十三五”期间,北京林下经济产值累计达18.8亿元,带动5.57万户农户。延庆、怀柔、房山等10个区形成了林药、林花、林蜂、林游等十大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其中,林游模式占70%以上,林花和林药模式占比20%多,种养模式不足5%。“十四五”时期,北京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明确提出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设百万亩林下经济的目标。截至2023年6月,北京市林下经济累存面积超20万亩。总体来看,北京市林下经济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呈现经济模式单一、林游主打的特征,林下养殖、森林旅游缺乏规范引导及配套设施。推动郊区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建构五大体系,增绿护绿,厚植发展优势。
建构多级联动的规划体系,做好顶层设计
加快建构面向市场的“市—区—乡镇—林场”多级联动的规划体系,夯实产业基础,突出发展林游、林药、林花等产业模式,以优化布局、突出产业重点、谋划产业项目、突破关键技术、强化示范引领为切入点,积极培育林下经济新业态,打造具有首都特色的林下经济发展模式。
坚持规划引领,产业发展“一盘棋”。北京郊区发展林下经济时间较长、分布较广,其中怀柔区、延庆区、房山区林下经济累计发展面积较大,分别约为5.52万亩、4.24万亩、3.11万亩,顺义区和昌平区林下经济面积2万余亩,平谷区和大兴区林下经济面积约1万亩,通州区、门头沟区和密云区林下经济面积较低,约为2000—5000亩。未来需要根据各地自身资源禀赋和种养传统,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利用林下资源,布局各具特色的林下经济产业。
做好资源区划,奠定规划基础。摸清适宜发展林下经济的林地底数并建好台账,做好适宜性评价,明晰不同地区林下经济发展空间布局。重点探索以森林景观利用为主,结合林下种植、林下养殖、非木质林产品采集,融合森林文化与民俗风情,为市民提供种类丰富、形式多样的生态文化、森林游憩、科普体验等产品。鼓励发展与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疗养)、自然教育、户外拓展等密切相关的产业;推动发展林下养蜂、林产品采集加工等绿色产业;探索发展“林下种植+自然体验”等新型产业。积极推动平原地区打造高质量森林文化体验区,浅山区建设高标准森林康养休闲区,深山区建设高水平森林游憩拓展区。
编制发展规划,形成规划体系。统筹推进北京市、区、乡镇、林场林下经济发展规划编制。按照北京总体规划目标任务,到2025年,促进林下经济发展的森林资源监管制度基本建立,实现利用森林资源100万亩,建成50个市级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基地;到2035年,形成完备的林下经济产业体系,林下经济产品的供给能力全面提升,森林资源利用监管体系更加完善。通过规划联动,落实好北京总体规划提出的不同阶段林下经济发展目标,合理确定本区林下经济发展产业类别、发展规模,制定林下经济发展负面清单,形成目标清晰、布局合理、业态新颖、举措有效的规划体系。
注重监督保障,强化规划落实。规划引领,重在落实。推动林下经济发展与林长制工作紧密结合,严格执行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合理利用政府扶持资金,明确林下经济发展模式、扶持方式,对具有一定规模、参与主动性较高的林农,提供更多资金和技术支持;鼓励农林高校毕业生、园林绿化技术人才、乡土专家、科技特派员等参与林下经济建设,并享受职称评审、养老保险延缴、农村劳动力就业补贴等激励政策。
建构优化创新的政策体系,实现政府领航
林下经济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持,打造特色突出、结构合理的政策体系,为郊区林下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优化林下经济用地政策,实现合法规范稳定用地。根据林地性质,因地制宜制定针对性政策,保障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用地需求。首先,保障林下经济用地规模。鼓励优先利用商品林地发展林下经济;对符合条件的公益林、天然林,在不破坏森林植被、不影响森林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建立有效机制允许进行科学适度的抚育间伐;在不采伐林木、不影响树木生长、不造成污染的前提下,允许放置移动类设施,利用林间空地建设必要的生产管护设施等,建立为林业生产服务的设施用地管理机制。其次,保障林下经济用地合法权益。制定政策合法流转集体所有的荒山、荒丘、荒地等未利用地经营权,鼓励采取出租(转包)、入股、转让等方式流转集体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允许通过租赁、特许经营等方式开展国有森林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符合政策的可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依法登记造册,核发不动产权证书,切实保障土地流转各方合法权益。
创新面向农民增收的补贴政策,让林下经济成为农民增收的稳定来源。首先,实施农民林下种植养殖补贴。农民在林下开展种植、养殖可按照相关规定享受有机肥、绿色防控产品购买及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支农惠农补贴政策;将符合条件的种植养殖、采集和初加工常用机械列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其次,实施农民林下经济创业补贴。对符合条件的返乡入乡创业林农,按规定给予税费减免、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等创业扶持政策;对符合条件的林下经济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给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等待遇;积极探索林下经济项目入股保底分红、效益分红以及林地流转或入股收益、劳务收益的实现机制,促进龙头企业、合作社、林农形成紧密的产业发展共同体。
创新立足减负赋能的金融税收政策,增强创业型林下经济企业生存发展能力。首先,做好“减负”,优化针对不同市场主体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从事林下经济发展的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减征、免征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所得税;对林农销售自产的林下经济产品,免征增值税等。其次,做好“赋能”,完善现代林业金融体系,多层次、广渠道筹措林下经济发展资金。探索建立“政府+银行+企业+农户+保险”的合作贷款模式,稳步推进农户信用评估和林权抵押贷款;将林下经济产业列入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将符合条件的林下经济产业贷款纳入政府性融资担保服务范围。
建构产销融合的智能体系,提供技术支持
建构林下经济产销融合的“一库两化”智能体系,为林下经济发展提供产销全方位的技术支持。
集中研发一批环境友好、性价比高的林下经济发展绿色技术。重点围绕森林质量提升、种质资源创新、碳中和与碳达峰、有害生物防控、林下经济模式、古树健康、生态监测、自然教育等方向,组织力量进行关键技术攻关,突出冬春常绿树种的筛选与应用、乡土耐践踏草种引种与应用、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等技术研究,形成支撑林下经济发展的绿色技术库。
推动林下经济生产过程数字化。通过加载多种可视化设备和数据采集设备,实现林下经济生产过程数字化、可视化。一方面可以开发成可视化技能培训教材,服务于林下经济生产技能培训;另一方面可以开发成远程课程资源,服务于大中小学生自然教育。同时,把采集到的林下经济生产过程数据资源化,通过数据交易形成数字经济下的新增收入。
开发林下经济产销对接智能化。林下经济的消费市场广阔,北京郊区林下经济不仅服务本市城乡居民,也服务于国内国际来京游客等,具有消费人群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利用智能化技术,通过数字化林下经济生产过程、服务类型和服务场所信息,采用大数据技术,多终端智能匹配潜在消费者,提供差异化高质量信息服务,实现林下经济产销高度融合、智能化运行。
建构市场导向的品牌体系,推动溢价增值
加强林下经济产品和服务品牌建设,打造“京”牌领衔、子品牌支撑的品牌体系,不断推动溢价增值。
构建林下经济品牌体系。全市实行“京”牌领衔,各区依据自身林业资源特点和林下经济业态特色,积极谋划区域子品牌,形成母子品牌体系。通过构建品牌体系推进林下经济产业链共同发展,促进区域子品牌与“京”牌相互带动,健全林下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提升林下产品附加值,形成产业带动合力。由政府牵头主导构建品牌体系,有效提高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有助于林下经济品牌打响名号,获得市场份额。
建立统一的林下经济标准体系,实行高标准高质量。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加强林地资源有效利用,生产更高质量林下产品,满足消费者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健全林下产品生产、流通体系,加强林下经济的质量监管,制定严格的准入准出标准,增加林下产品有效供给,保证产品口碑,提高市场认可度。
支持林下经济企业申请注册商标、地理标志产品和森林生态产品等。通过注册商标使林下经济企业与其他竞争者相区分,增强消费者对该商标的认知程度,扩大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同时也能更好地保护林下经济企业经营。将林下经济产品与特定的标志、地点相联系,提高产品知名度,扩大消费者市场。森林生态产品是受国家检测认证的标志,可以更好吸引注重绿色消费的潜在客户。统一实施“京郊生态产品”林下经济产品和服务标识,便于消费者识别和信任,推动产品增值,赢得更大市场。
建构完备的基础支撑体系,改善设施条件
构建“科学配套、布局合理”的基础支撑体系,科学安排林下经济产业的基础设施投入。
加大林下经济生产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供高质量宜业宜游条件。建立健全林下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重点改善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设施条件,推动北京郊区林下经济发展繁荣。一方面改造提升现有设备、设施和用房,促进产业向绿色化、集约化发展。另一方面,改善林区的交通网络,修建道路、桥梁、停车场等,强化林区道路尤其是防火应急道路养护管理的资金投入和机制创新,提高林下经济产品运输的便捷性。同时,完善冷链物流体系,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和新鲜度,确保林下经济产业资金能够引进来、产品能够运出去。打造多元化林下经济消费设施,如联合数字乡村战略与电商平台,加快宽带网络和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覆盖程度,开发适应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的信息技术、产品、应用和服务,为游客提供高品质的林下产品和服务。
加大林下经济发展的专业人才支撑,实现高水平人才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建立健全人才队伍建设机制,为林下经济发展提供更高水平的专业人才支持。其次,建设林下经济发展相关领域人才培养体系,提升林下经济产业人力资源开发和经营管理水平。再次,加强产学研结合。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加强林下经济应用技术的研究,建立创业创新支持体系。
加快林下经济线上交易平台和线下交易市场建设,推动安全高效的交易体系形成。首先,要优化林下经济产品传统线下市场布局,统筹产地、集散地、销地批发市场、集配中心建设。支持重要林下经济产品集散地、林下经济优势产品产地市场建设,结合林下经济全市区域布局,重点培育区域性中心市场。其次,加大线上市场拓展力度,推动林下经济相关信息的数字化整合和共享。利用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手段,推广实施“互联网+林下经济”营销模式,推进传统营销模式与电商集群、直播带货等共同发展。扩大物联网示范应用,大力推广“直采直供”营销模式,提供双向定制选择。
标注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和工运学说的新高度